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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9【饭桶胡适先生的努力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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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张学良跟周赫煊之间的关系,变得有点微妙。从锦州战场回来以后,张学良就没有再见过周赫煊,两人甚至互不通信,就像彼此根本不认识一般。

    “张学良此人,误国甚矣!”

    这是胡适来天津拜访周赫煊,见面说的第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九一八事变”对胡适刺激很大,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写关于东北的文章,并第一个提出“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九一八”的观点。

    “九一八”的第二天下午,胡适就写了一首诗:“南天民主国,回首一伤神。黑虎今安在?黄龙亦已陈。几支无用笔,半打有心人,毕竟天难补,滔滔四十春!”

    这首诗写的是刘永福、唐景崧等人,当年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率众拒日保台的事迹。他把当日的台湾,比作今日的东北,怀念刘永福这样的抗日志士,又恨自己书生无用,不能提刀驱赶日寇。

    胡适如今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,他和林徽因、梁思成夫妇是邻居。 1号住着陈垣、傅斯年,3号住着梁思成、林徽因,胡适则住在4号。

    “可恨啊,可恨,”胡适痛心地说,“日人欲侵略我东北土地,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无遗。可上至南京政府,下至奉系军阀,都忙于内斗争地盘,竟把广袤的黑土地让于日人!”

    正如胡适所言,不仅是周赫煊这个穿越者,当时好多国人都看到了日本对东北的威胁,却只能眼睁睁的目睹局势恶化。

    胡适有个朋友叫丁文江,是北大的地质学教授。

    丁文江早在1927年,就给胡适写信,说他最近在研究日本问题,深切地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。就在九一八爆发前夕,胡适和丁文江还同游半个月,多次提到日本的侵华野心。

    周赫煊无奈地说:“就像甲午海战一样,国人的心要被彻底刺痛,才能奋发图强。”

    胡适苦笑道:“我们以前喊学术救国、科学救国、文艺复兴,现在国难当头,学术和科学都不顶屁用。在君兄(丁文江)前两日自嘲,说知识分子是‘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饭桶’,言语虽粗鄙,但说的却是实话。”

    “饭桶也是有些用处的。”周赫煊安慰道。

    胡适说:“我这个饭桶,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。最后发现很无奈,顶多站出来喊几声口号,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啊!”

    周赫煊说:“口号也需要有人喊。声音大了,才能震耳发聩,国家和人民才能团结起来。”

    “我也是这个想法,”胡适说明来意,“我们不仅要喊口号,还要喊得有策略性,喊得有学术性。我跟几个朋友,准备创办一本《独立评论》杂志,专门讨论国家和世界局势,以开国人耳目眼界。明诚你是这方面的专家,还请加入进来!”

    《独立评论》属于30年代非常出名的政论性杂志,主编胡适、丁文江和蒋廷黻都是义务担任,不拿任何工资报酬。这本杂志存在了五年,期间发表大量时评文章,在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,也为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    其中蒋廷黻还因为在《独立评论》写文章,被常凯申三次召见,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,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。

    周赫煊当即答应道:“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,每周一篇政论文章,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。”

    “如此,谢过了,”胡适高兴地说,“有明诚的醒世文章,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。”

    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,但关于“九一八事变”的处理,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。

    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后,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,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。

    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,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,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“九一八”以前的状态。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,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,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。

    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,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。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,把脑袋扎进沙子里,既不敢对日宣战,也不敢跟日本谈判,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。

    事实上,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,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。即便日本内阁反悔,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,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。

    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,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。

    前些日子,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,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。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,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,后来经过仔细考虑,又决定不延期。胡适认为,“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,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”,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。

    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,根本翻不了天,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。

    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,不过会议期间,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。

    对于张学良,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:“东北的沦陷,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,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,负的责任最重最大,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……少年的得志,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……以身败名裂的人,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,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,怕不容易得了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送走胡适,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,良久动笔写下标题——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。

    所谓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

    《菊与刀》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,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。

    既然胡适创办了《独立评论》,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,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。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,几年下来,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。